新盛客服微信联系方式【77296577】在全球贸易环境中，法律条文往往难以全面限制市场活动。过于繁琐的贸易法规容易产生漏洞，而且规则的增加意味着更高的制定和执行费用。

减税和关税政策如同双管齐下，紧密相连，构成了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经济政策的核心。《大漂亮法案》已在国会顺利通过，并由特朗普总统于7月4日签署实施。减税措施消除了障碍，使得特朗普在关税谈判中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能够采取多种手段，迫使其他国家为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承担责任。

对于美国来说，与欧盟和日本的谈判尤为复杂，因为它们与美国有更深的利益交织和更高的相互依赖，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规模庞大。相对而言，与东盟国家的谈判由于实力差距明显，过程较为简单，可能更多地呈现为美国提出条件，东盟接受的模式。

越南是特朗普宣布首先与美国签订贸易协议的东盟国家。作为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的经济体，越南在4月2日美国宣布对等关税措施后迅速启动谈判。越南方面提出了多项妥协方案，包括双边关税互免、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以及波音飞机等，但特朗普政府对此似乎并不满意。

最近，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与越南达成了一项新协议，将对越南本土产品征收20%的关税，并对通过越南转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40%的税率。然而，据彭博社报道，越南领导层对特朗普突然宣布的20%本土关税感到意外，正在努力争取降低税率。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官方尚未对40%的转口贸易关税作出公开评论，这表明越南可能已经默认了这一针对“借道出口”的惩罚性措施。尽管双方尚未公布具体实施细节——包括如何认定、监管和征收针对转运商品的40%关税，但通过分析现行的美国贸易规则和海关监管机制，我们仍能获取一些相关信息。

一、美国对“转运商品”加征关税的途径

尽管美国尚未对“转运商品”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其贸易法规和行政体系下，依据已签署的贸易协定，“转运货物”通常是指那些虽从享有特殊关税优惠的国家出口，却未通过美国海关原产地资格认定的商品。此类商品的判定主要依赖于出口国官方签发的原产地证明文件，它既是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的关键凭证，也是海关核查货物真实来源地的法定依据。

若美国要迅速实施针对第三国转运商品的加征关税政策，与越南签订贸易协定后建立协同监管机制是最可行的方案。越南政府部门负责严格审核并签发原产地证明文件，美国海关则以这些认证的原产地证明为主要依据，实施差别化关税政策并办理通关手续。这种合作模式既能有效监管转口贸易，又能保持贸易通关效率，避免通关延误，同时减轻美国海关压力。

在监管机制中，越南的原产地规则界定和美国的认可是关键议题。这涉及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双重认定：出口国需根据本国标准判定产品是否属于本国原产，并签发相应原产地证书；进口国则通过海关核查机验证产品是否符合声明的原产地，从而完成进口环节的认定。

1．越南原产地规则

越南目前的原产地规则主要分为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和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前者适用于越南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各类贸易协定，通常规定量化的区域价值成分（RVC）标准。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则应用于最惠国待遇、反倾销等非优惠贸易措施，尽管尚未设定具体的本地价值成分（LVC）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LVC的最低标准通常默认为30%。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越南工贸部正加速推进“越南制造”认证标准的立法工作。2019年，越南就提出了“越南制造”的概念，要求加工制成品必须在越南完成最终生产工序，并且在越南本土的增值部分需达到30%的门槛。然而，由于原产地追溯困难和企业合规成本等现实问题，这项立法迟迟未能正式落地实施。

“越南制造”新规旨在从源头强化原产地监管，重点打击外国商品利用越南进行转口贸易的行为。预计这项新规将优先在电子产品、纺织品和食品饮料等关键行业推行，并设定6到12个月的过渡期。

美国原产地认定标准解析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在长期贸易监管中，形成了一套以“实质性改变”为核心的原产地认定体系。这一体系主要通过个案分析来判断商品是否经历了实质性改变，即商品在最终生产国是否因制造或加工而发生了名称、特性或用途的变化。

通常，单纯的“简单基础型”组装工序不足以构成实质性改变，而“复杂增值型”的加工则更有可能满足认定标准。CBP在评估“复杂增值型”加工时，会考虑多种因素，如装配零部件的数量、工序多样性、工序时间、操作技能要求、产品增值幅度以及零部件的原产国等。

需要强调的是，产品增值幅度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量化标准，它不是判断商品是否符合原产地规则的唯一因素。

美越联合监管转运商品展望

根据美越现有的原产地规则，两国在签署贸易协议后，可能会参照《美加墨贸易协定》的模式，制定双边原产地规则，并引入明确的量化指标。在此规则中，最低价值含量（LVC）将成为商品是否获得原产地资格的关键。

鉴于越南的制造业现状和产业结构，预计在美越贸易协议中，30%的最低价值含量（RVC）可能会被保留，甚至可能在此基础上增加5%至10%，这与越南短期内难以完全脱离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相吻合。

尽管LVC是关键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对于涉及多国供应链分工的产品，CBP仍会根据产品的本质属性和用途变化来判断是否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在执法层面，越南将加强原产地监管。越南工贸部（MOIT）已发布多项与原产地相关的法律文件，明确了原产地证书的签发流程，并严格执行原产地规则。2025年4月21日，MOIT撤销了对越南工商业联合会（VCCI）签发原产地证明的授权，并自2025年5月5日起，原产地证明将由MOIT统一签发。此外，越南政府计划通过增加现场检查和加强对原产地证书签发的审查，监控自行认证贸易产品原产地的公司，并预计将在修订版或其他法律文本中明确相关处罚措施。

二、哪些行业面临较高的合规风险？

（由于原文中未提及具体行业，以下内容为根据上下文推测的可能面临合规风险的行业）

面临较高合规风险的行业可能包括那些依赖复杂供应链和全球采购的行业，如电子产品、汽车制造、服装和纺织品等。这些行业的产品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零部件和生产环节，需要严格遵循原产地规则以确保合规。此外，那些在越南生产但依赖中国或其他国家供应链的制造业也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合规风险。在即将到来的美越协议中，越南的本土价值含量（LVC）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按照LVC的评估标准，那些过度依赖来自中国等第三方国家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主要从事低附加值转口贸易和简单加工的越南产业，将面临加剧的压力和挑战。与此同时，那些在越南本土进行了实质性投资，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或其供应链与越南及东南亚地区紧密相连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则会相对较低。

根据测算数据，尽管越南大多数行业的LVC值超过了40%，处于相对安全的水平，但一些特定行业在采用直接法计算时，其LVC值却低于40%的安全界限。这些行业包括未分类机械设备（27.5%）、纺织品、服装及皮革制品（29.8%）、金属制品（30.9%）、基本金属（35.6%）和电气设备（39.6%）。未来，这些行业可能需要面对更加严格的合规标准，并作出相应的供应链调整。

对于中国来说，上述提到的未分类机械设备、纺织品、服装及皮革制品、金属制品和基本金属行业对中国的中间产品有较高的依赖。若未来美越协议要求提升LVC标准，这些行业可能会遭遇更大的挑战。

三、越中企业如何应对策略？

随着原产地和供应链合规审查的日益严格，中国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时，迫切需要进行自我审查和提升，以有效应对国际贸易监管的复杂挑战。

1. 评估产品是否在美国监管的“聚光灯”下

中国企业需明确其产品是否在美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令范围内。若产品已被征收“双反”税，从越南等第三国出口至美国时，尤其是当出口文件显示中资企业背景时，货物将面临美国海关的严格审查。

2. 深入剖析供应链，确保对美出口原产地合规

中企需深入审查供应链，若继续依赖从中国进口半成品或关键零部件，仅进行简单组装，则对美出口的原产地风险将增加。企业需努力实现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本地采购，或至少在越南完成实质性的加工，以降低原产地风险，增强全球供应链韧性。

3. 强化内部控制与数据可追溯性

越中企需评估内控制度是否完善，原材料进口记录和企业ERP系统中的数据是否完整规范，以排查风险。关键在于企业能否支持“穿行测试”，如提供生产工单、采购文件和ERP系统记录，以验证货物从销售端到生产端和原材料采购端的追溯性。

4. 提升专业应对能力

中资企业需审视自身应对美国原产地调查或海关/商务部问询的专业能力。这不仅涉及内部系统和流程的“软件”问题，更是化解风险的关键。企业需在专业人士协助下提供完整、有说服力的证明文件，并与专业美国法律及合规团队保持长期合作，以成功应对各类监管挑战。

四、总结

以上分析基于美越双方沟通顺畅、贸易协定与法律法规机制配合良好的前提。然而，贸易本质上是受市场经济、效率和技术驱动的复杂网络，其形态并非仅由法律和规定决定。贸易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地方，生产和商品流动自然会向那里转移，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全球贸易环境快速变化之际，单纯依靠僵化的法律条文难以全面限制市场行为。过于繁琐的贸易规则反而可能产生漏洞，而规则的增多也意味着更高的制定与执行成本。只要有利润空间，就会不断出现新的规避策略。例如，企业可能会采取策略性手段降低从中国采购原材料的成本，并将更多价值归于越南当地的劳务、服务、厂房和能源等成本，以此来满足“越南制造”的认定要求。

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只要美国不能实现完全自给自足，就必然需要从外部进口，不论供应商是中国还是越南。同样，如果越南缺乏从头开始的全套生产能力，也必然会从中国进口零部件来满足其生产需求。长期来看，高关税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使得美国持续面临进口性通胀或滞胀的风险。

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美国可能会采用一种模糊且灵活的“关税魔方”策略，表面上可能保持高关税，但实际上通过多种豁免机制、企业游说，或者对原产地认定实施较为宽松的标准，以及选择性执法，间接减轻实际的关税负担。毕竟，大规模的调查和执行成本可能远超其带来的收益，但关税带来的效率损失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